三 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尊敬过去

  象存在于西班牙和西藏那样的僧侣制度,对文化来说,那是一种痨病。它干脆扼杀生命。简单地说,它削减人口。进修院,等于受宫刑。那已在欧洲成了灾害。此外,还得添上经常加在信仰上的粗暴手段,言不由衷的志愿,以修院为支柱的封建势力,使人口过多家庭的子女出家的宗子制,我们刚才谈过的那些横蛮作风——“地下室”,闭住的嘴,封锁的头脑,多少终身在地牢里受折磨的智慧,服装的改变,灵魂的活埋。除了民族的堕落以外,还得加上个人所受的苦难,无论你是谁,你在僧衣和面纱——人类发明的两种装殓死人的服饰——面前,你总会不寒而栗。
  可是,在某些角落和某些地方,出家修道的风气竟无视哲学,无视进步,继续盛行在十九世纪光天化日之下,更奇怪的是苦修习气目前竟有再接再厉的趋势,使文明的世界为之震惊。一些过了时的团体还想永远存在下去,那种倔强的想法,就象要人把哈喇了的头油往头发上抹的那种固执,把发臭的鱼吃到肚里的那种妄想,要大人穿孩子衣服的那种蛮劲,象回到家的僵尸要和活人捆抱的那种慈爱。
  衣服说:“你这忘恩负义的人!我在风雨中保护过你。现在你为什么就不要我了呢?”鱼说:“我出身于大海。”头油说:“我是从玫瑰花里来的。”僵尸说:“我爱过你们。”修院说:“我教养过你们。”
  对那一切,我们只有一个回答:那是过去的事。
  梦想死亡的东西无尽期地存在下去,并采用以香料防止尸体腐烂的方法来管理人群,修整腐朽的教条,在法宝箱上重行涂上金漆,把修院修缮一新,重行净化圣器匣,补缀迷信上面的破绽,鼓动信仰狂的劲头,替圣水瓶和马刀重行装柄,重行建立僧侣制度和军事制度,坚信社会的幸福系于寄生虫的繁殖,把过去强加于现在,那一切,这好象很奇怪。可是确有支持那些理论的理论家。那些理论家,而且还都是些有才智的人,他们有一套极简单的办法,他们替过去涂上一层色彩,这就是他们所谓的社会秩序、神权、道德、家庭、敬老、古代法度、神圣传统、合法地位、宗教,于是逢人便喊:“瞧啊!接受这些东西吧,诚实的人们。”那种逻辑是古人早知道了的。罗马的祭司们便能运用那种逻辑。他们替一头小黑牛抹上石膏粉,便说:
  “你已经白了。”
  至于我们,我们处处都心存敬意,也随时随地避免和过去发生接触,只要过去肯承认它是死了。假使它要表示它还活着,我们便打它,并且要把它打死。
  迷信、过分虔诚、口信心不信、成见,那些魑魅魍魉,尽管全是鬼物,却有顽强的生命力,它们的鬼影全有爪有牙,必须和它们肉搏,和它们战斗,不停地和它们战斗,因为和鬼魅进行永久性的斗争是人类必然的听天由命的思想之一。要扼住鬼影的咽喉,把它制伏在地上,那是不容易的事。
  法国的修院,在十九世纪太阳当顶时,是些阳光下枭鸟的窝。修院在一七八九、一八三○和一八四八年革命发祥地的中心鼓吹出家修行,让罗马的幽灵横行在巴黎,那是种违反时代的现象。在正常的年代,如果要制止一种过时的事物,使它消亡,我们只须让它念念公元年代的数字便可以了。但是我们现在绝不是在正常的年代。
  我们必须斗争。
  我们必须斗争,也必须有所区别。真理的要旨是从不过分。真理还需要矫枉过正吗?有些东西是必须毁灭的,有些东西却只需要拿到阳光下看清就是了。严肃而与人为善的检查,那是种多么强的力量!阳光充足的地方一点不需要我们点起火炬。
  因此,现在既是十九世纪,那么,无论是在亚洲或欧洲,无论是在印度或土耳其,一般说,我们都反对那种出家修行的制度。修院等于污池。那些地方的腐臭是明显的,淤滞是有害的,发酵作用能使里面的生物得热病,并促使衰亡。它们的增长成了埃及的祸根,我们想到那些国家里的托钵僧、比丘、苦行僧、圣巴西勒会修士、隐修士、和尚、行脚僧都在蠕蠕攒动,如蚁如蛆,不禁毛骨悚然。
  说了那些后宗教问题仍然存在。这问题在某些方面是神秘的,也几乎是骇人的,希望能让我们细心观察一下。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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