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部 三十二
  弗龙斯基动身去参加选举以前,安娜考虑到每次他离开家他们都要大闹一场,这只会使他疏远她,却维系不住他,因此下定决心尽可能克制住自己,以便镇静地忍受这次离别。但是他来向她告别时凝视着她的那种冷酷而严峻的眼光,伤了她的心,他还没有动身,她的宁静的心境就被破坏了。

  后来,独自一人又沉思了一阵那表示他有自由行动的权利的眼光,她,像往常一样,结果总是意识到自己的屈辱。

  “他有权利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,想到哪里就到哪里。不但可以离开,而且可以遗弃我。他有一切权利,而我却什么都没有。但是,他既然知道这个,他就不应该这么做!不过他究竟做了什么呢?……他带着一副冷酷严峻的神气望着我。当然这是不明确、不可捉摸的,不过跟以前太不相同了,而那种眼光却意味深长得很哩,”她沉思。“这种眼光表示他开始冷淡了。”

  虽然她确信他已开始对她冷淡了,但是她仍然是毫无办法,怎么也不能改变她和他的关系。就像以往一样,她只能用爱情和魅力笼络他;而且也像以往一样,她只有白天用事务,夜里用吗啡才能压制住万一他不爱她了、她会落个什么下场的那种恐怖的念头。不错,还有一个方法:不抓牢他,——除了他的爱情她什么都不需要了,——却更接近她,把自己放到他不能遗弃她的境地中。那种方法就是离婚,再和他结婚。她开始渴望办这件事,而且打定主意,只要他和斯季瓦一提,她就同意。

  抱着这种想法,她孤独地过了五天,就是他去参加选举大会的那五天。

  散步,同瓦尔瓦拉公爵小姐聊天,参观医院,主要的是阅读,看了一本又一本,就这样消磨了时光。但是第六天,马车夫没接到他空车回来的时候,她感觉到她再也压抑不住想念他和要知道他在做什么的念头了。刚巧那时她的小女儿病了。安娜照顾她,但是就是这事也分散不了她的心,特别是因为病情并不严重。无论她怎么努力,她也不爱这小女孩,而且不能装出爱她的样子。将近黄昏的时候,孤零零一个人,安娜为了想他而胆战心惊,因此打定主意要到城里去,但是又好好想了一想,就写了弗龙斯基已经收到的那封自相矛盾的信,没有再看一遍就派专差送走了。第二天她接到他的信,因为自己写了那封信而后悔莫及。她深恐又看到临别时他投给她的那种冷酷眼光,特别是当他知道了小女孩的病情并不怎么严重的时候。但是她还是高兴给他写了那封信。安娜现在已经承认他厌倦她了,而且怀着惋惜的心情抛弃自由回家来;但是尽管如此,她还是高兴他要回来了。随他厌倦好了,但是一定要让他跟她在一起,好让她看见他,知道他的一举一动。

  她坐在客厅里,在灯光下阅读泰纳①的一部新著,倾听着外面的风声,随时随刻盼望着马车的来临。好几次她都以为听到了车轮声,但是每次都错了;终于她不但听到车轮声,而且还有车夫的吆喝声和门廊里沉闷的轰隆声。就连独自玩牌的瓦尔瓦拉公爵小姐也证实了这一点,于是安娜,脸泛红晕,立起身来,但是并没有下楼去,像她前两次那样,却站住不动了。她突然因为欺骗了他而感到羞愧,但是更害怕的是他要如何对待她。受了伤害的心情已经消逝了,她现在只害怕他的不悦的神色。她想起小女孩昨天就完全康复了。为了她刚一发出信她就痊愈了,她很生她孩子的气。随后她又想到他来了。想到整个的他、他的手、他的眼睛都来了。她听到他的声音。忘记了一切,她快活地跑去迎接他。

  ①泰纳(1828—1893),法国历史学家,批评家及作家。一八七○年泰纳发表了《论理性》一书。

  “哦,安妮怎么样?”当安娜跑下来的时候,他仰望着她,怯生生地问。

  他坐在一把椅子上,一个听差正替他脱暖和的长统靴。

  “噢,没有什么!她好些了。”

  “你呢?”他说,身子抖动了一下。

  她用两只手提住他的手,拉到自己的腰间,目不转睛地望着他。

  “嗯,我非常高兴哩,”他说,冷冷地打量着她,打量她的发式、她的服装,他知道这都是为了他而装扮起来的。

  这一切都使他神魂颠倒,但是已经使他神魂颠倒了那么多次了!她怕得要命的那种冷酷无情的神色又留在他的脸上。

  “哦,我很高兴哩!你身体好吗?”他说,用手帕揩揩他的潮湿的髭须,吻吻她的手。

  “没有关系,”她想。“只要他在这里就好了,他在这里,他就不能,也不敢不爱我哩。”

  当着瓦尔瓦拉公爵小姐的面,傍晚欢畅而愉快地度过了,公爵小姐抱怨说他不在的时候安娜吃过吗啡。

  “我有什么办法呢?我睡不着……千思万虑害得我睡不着。他在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吃过,几乎没有吃过哩。”

  他对她讲述选举的事,而安娜善于运用种种问题引他谈到最使他心花怒放的问题——就是他的成功——上面去。她对他说他感兴趣的一切家务事;而她所说的消息却是令人愉快的。

  但是深夜里,只剩两个人的时候,安娜看见她又完全掌握住他了,于是想要消除他为了那封信而投给她的眼色中那种令人难过的印象,便开口说:

  “老实说,你接到我的信是不是很生气,而且不相信我呢?”

  她一说了这话,她就明白,不论他心里多么热爱她,这件事他可没有饶恕她。

  “是的,”他回答。“那封信真怪。一会儿说安妮病了,一会儿又说你想亲自去。”

  “这都是实情。”

  “我并没有怀疑。”

  “不,你的确怀疑过!我看出你很不满意。”

  “一会儿也没有。我不满意的只是,这是实话,你好像不愿意承认人总有一些不得不尽的义务……”

  “去赴音乐会的义务……”

  “我们不谈这个,”他说。

  “为什么不谈这个?”她说。

  “我不过想说,人可能遇到一些义不容辞的义务。现在,譬如说,我为了房产的事得去莫斯科一趟……噢,安娜,你为什么这样容易动气呢?难道你不知道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吗?”

  “如果这样,”安娜的声音突然变了,说。“那就是说你厌倦了这种生活……是的,你回来住一天就又走了,就像男人们那样……”

  “安娜,这太残酷了。我愿意献出整个生命……”

  但是她不听他的话了。

  “如果你去莫斯科,我也去!我不留在这里。我们要么各自东西,要么在一块生活。”

  “你要知道,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啊!要不是……”

  “要离婚吗?我给他写信!我看,我不能像这样过下去了……但是我要和你一同去莫斯科。”

  “你好像是在威胁我一样。我再也没有比愿望永不分离更大的愿望了,”弗龙斯基微笑着说。

  但是他说这些柔情蜜语的时候,在他的眼里不仅闪耀着冷淡的神色,而且有一种被逼得无路可走和不顾一切的恶狠的光芒。

  她看出了这种眼色,而且猜对了它的含义。

  这种眼色表示:“如果是这样,那就是不幸!”这是瞬息之间的印象,但是她永远也忘不掉了。

  安娜给她丈夫写信要求离婚;十一月末,他们和必须去彼得堡的瓦尔瓦拉公爵小姐分别了,她和弗龙斯基一齐迁居到莫斯科。天天盼望着阿列克谢·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回信,和随之而来的离婚,他们现在像已婚夫妇一样定居下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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